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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特朗普时代”?我们最为直接的回答大概就是关于特朗普个人的所有意料之外,是特朗普式的种种。但深层次讲,这个或许夸大其词的概念希望框定的是一种由共和党先发起的、尚无明确方向或结论的、极可能将持续较长时间的政党重组过程。 从历史上看,政党重组可能在2016年前后就已预定,但特朗普的闯入让一切变得极具不可控的张力、彻底超越了任何剧作家的想象。随后,突发的疫情、短周期的经济、长周期的身份政治纷至沓来,让这一次的政党重组增加了空前量级的变数,让这个所谓“时代”更加狂野地呼啸而来。 我同意那个观点——“否决政治”在“特朗普时代”已升级到“报复政治”。否决说的是,两党可能还能认知到同一个问题,但却不认同彼此不同的解决方案;报复则是,两党完全不认同对方的认知、身份甚至价值,这种不认同可以上升为对于“他者”的排斥乃至彻底憎恶,进而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对手。有意思的是,这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马特·盖茨对于麦卡锡的指控和罢免动议,事实上更像是公报私仇,是因私人恩怨而起,也算得上是某种报复,但可能未必到两党之间的“报复政治”那么“高级”。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报复政治”,麦卡锡被罢免背后的核心还是在于政党政治的持续演变,在于这种演变对于美国现行政治渐进却惊人的反噬。 在漫长的政党重组过程中,两党各自内部的分化、碎片化或部落化的态势并不鲜见。当年的南方民主党人,在党争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早已成为令很多研究者流连的经典话题,那段时间曾被我称为是“党内斗、党间合”;现如今,共和党内部的“自由连线”或者说极端派却无法与任何一方合作,即“党内斗、党间斗”。我们当然不能将共和党极端派与民主党一起罢免麦卡锡理解为是一种“合作”。两党各自内部的重要派别,面对着不同的境地,应该是两党在政治光谱所处地位差异性所决定的。再具体一些,就在前不久的第117届国会众议院(2021-2022),佩洛西同样面临着极微弱多数优势(222比213)的现实,却能在总体上驯服了那些民主党极端自由派,而如今麦卡锡却无所适从。 你可以怀疑,佩洛西的手段是不是更为老到;你也可以有疑问,盖茨到底是不是AOC(编注:民主党激进左派众议员,全名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共和党倒像;但你必须承认,一个选民多元进而强调不同身份、群体之间利益勾兑的民主党,往往更容易平衡。而一个选民单一而更热衷于理念交锋的共和党,则更易内讧。 麦卡锡被罢与“特朗普时代”真正的变化 变化中的两党到底如何塑造了美国政治?特朗普的当选与执政对美国总统制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很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我极其初步的感觉是,特朗普的四年对总统制的冲撞是生态意义上的而非制度意义上的,他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总统制的几乎所有角落。但必须看到的是,麦卡锡被罢免所展现出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极可能将是在制度至少是规则意义上的,进而其影响可能更加持久。 对比而言,总统与国会对政党影响的敏感度显然不同。政党对总统制的影响,可以在于提名、初选、选举等产生过程,但并不是更多体现在执政过程;但政党对国会特别是国会内部运行规则的塑造却是颠覆性的。多数党与少数党形成的对比与互构,在国会两院不同规模的映射下,不断为国会形成了赖以生存与运行的规则。比如,在国会参议院当中,南方民主党人的长期在任与至今仍然起作用的资历制密切关联。又如,拿出那本极为经典的《立法利维坦:国会众议院中的政党政府》(Legislative Leviathan:Party Government in the House)里的说法,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借助自身在投票中的控制权以及规则制定权,逐步攫取了整个国会众议院的权力,形成了所谓“立法卡特尔”(legislative cartel)。所有多数党成员为了避免集体困境而授权给多数党党团,或者说直接授权给代表多数党的议长,由后者代表多数党甚至代表众议院来推进议程,让整个众议院看上去如利维坦般庞大却协调。 而今,麦卡锡被罢免意味着一个盖茨,或者8个共和党极端派,就可以挑战其他所有多数党成员及其所授权的议长。这就是说,国会众议院正在放弃所谓的“集体主义”,转而去效仿专属国会参议院的“个人主义”,而这会否是一种国会众议院的“参议院化”?如果未来任何一个或一些国会众议员只是因为自己持有极端立场、愿意冒风险挑战党团,就可以顺利获得权势与影响力的话,国会众议院的基本规则将被彻底形同虚设。 所以说,当麦卡锡在本届国会之初为了出任议长而接受了一系列规则改变的时候,他被罢免的剧本就已写就,他自己放弃了保持“立法卡特尔”最为基本的规则工具,亲手将国会众议院政治放逐到了蛮荒的未知之地。“立法卡特尔”如果就此瓦解,就非常难以重建,或许需要极长时间。这样看来,“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真正变化才刚刚释放效力。 沉没于巨变的共和党干将们 第110届国会(2007-2008),是我真正意义上关注、研究的第一届国会。那时,42岁的麦卡锡刚刚当选国会众议员、走上国会山,37岁的保罗·瑞安开始跻身于委员会领袖层,出任了预算委员会首席成员;44岁的埃里克·坎托已在共和党首席副党鞭的职位上做了四年。也就是在那一届国会,三位共和党中生代精英联手组建了所谓“新枪手项目”(Young Guns),旨在为当时在国会众议院处于少数的共和党招募更多合适角逐国会选举的新人选。 2010年,提供理念的坎托、专攻政策的瑞安、协调关系的麦卡锡携手完成了一本叫做《新枪手:保守派领袖的新世代》(Young Guns: A New Generation of Conservative Leaders)的畅销书,颇有与刚刚完成“奥巴马医改”立法的年轻民主党总统叫阵的意味。也是在2010年,茶党运动崛起为一种被共和党人接受的标签,至少138位共和党候选人自称具有茶党色彩,最终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 四年之后,已出任多数党领袖的坎托在初选中被茶党候选人击败,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初选失败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又过了一年,由于时任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的辞职,身为筹款委员会主席的瑞安在多轮博弈后意外出任议长,但却在2018年彻底放弃国会众议员连任,从此淡出华盛顿。2022年,共和党再次回归多数,麦卡锡最终等到了机会,但等来了却是9个月的议长生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三短的国会众议院议长。 在强调保守理念的共和党面前,最适合出任议长的坎托被更为保守极端的理念断送,最不愿出任议长的瑞安选择全身而退,最不适合出任议长甚至不惜毫无底线地修改规则的麦卡锡最终自食其果。昔日的三位共和党新世代干将,不但没能代表共和党的未来,反而却先后沉没于巨变之中。 特朗普之后,美国无暇反思 麦卡锡之后,共和党不得不寻找一个在华盛顿代表自己的新面孔。这个新面孔要么拥抱“特朗普时代”而激烈党争,要么继续接受盖茨们的挑战而步履维艰。这种两难会有比较明确的有助于推进政党重组的效果:强化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地位,强化共和党无法自我协调的困难现实。 在特朗普执政的时候,美国同行曾经推荐过一本书,叫做《特朗普之后的国家》(One Nation After Trump),核心观点即认为特朗普将成为美国认真反思、痛定思痛、改善自身的机会。当然,这大概也是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某种笃信。不过,问题在于,“特朗普时代”或者是这个特定的美国政治调整阶段仍在张牙舞爪、毫无去意之时,美国又如何有闲暇去反思呢?